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源头、内涵与体系

———政策科学的视角

该文章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月第35卷第3期

作者：夏晓华

职务：长江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兼湖北长江牛至新媒体股份公司董事长

摘要：从政策现象产生的历史过程来看，政策的产生是以社会问题为前提的；从政策实践的具体演化过程来看，政策的实践路径也均从社会问题开始的。从理论源头来看，文化软实力理念的形成并非偶然或突然，在古今中外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理论生长点，正是在历经漫长的孕育和考验后才得以逐步总结、凝炼而成。从实践发展而言，面对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对中华文化本体地位的冲击，外国文化渗透及其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攻击以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融合力与现实竞争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作为一项政策，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应当结合中国文化资源的本土化和现代化基础，由建构主体、政策媒介和实质内容所构成，建构其特有的政策体系。从具体内涵上看，建构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自觉的有机统一。因此，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即是亟待对文化软实力的本土资源的深入挖掘，以加快形成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共识”和“中国模式”。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政策科学；文化认同

“文化软实力”理念的形成是基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psephS.Nye,Jr）提出且被广泛关注的概念——“软实力（SoftPower）”逐渐衍生而来，它揽括了国家对内、对外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中目标导向、价值引导和政策定位等具有引领性、前瞻性的价值功能。自党的十七大确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部署以来，党和中央致力于构建中国语境下探寻文化软实力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解释力、引导力、创新力和传播力等一系列环节上始终把握和遵循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文化自觉的直接体现。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文化软实力的建构与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的重要讲话，赋予了文化建设新的时代使命；还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要从“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等四个层面努力，致力于“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政策的实质是协调与分配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而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回应全社会的利益关切。[1]正因为如此，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战略，能够强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而在逐步演化为集合历史视野、实践理性和操作智慧相统一的愿景、制度、价值观、路径的过程中，以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所特有的内在聚合力和外在吸引力，恰当地回应了理性时代构建文化软实力所需倡导和奉行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战略规划。

一、源头：历史与现实的诉求

（一）理论基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理论生长点与本土资源

一个国家的文化，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变成文化软实力，而必须自觉地推进和加强文化建设，才能对内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对外增强文化的吸引力，把文化转化和上升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2]可以说，文化软实力理念的形成也并非偶然或突然，在古今中外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理论生长点，正是在历经漫长的孕育和考验后才得以逐步总结、凝炼而成。在西方，“软实力”概念早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已初见雏形，他将“共同权力”引入到契约以约束人的“恶的品性”，从权力思维的维度详细地论述到了软权力的具体内容；同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韦伯关于权威类型划分也从不同角度为“软实力”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铺垫。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软权力理念的论述也颇有见地，如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谈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老子推行“以柔克刚”、“以弱制强”的柔道，等等。古代中国对待周边国家的战略表现形式，也一再强调“以和为贵”、“以德服人”，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显示出传统意义上“中国化”软实力理论的探索路径。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但是，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植根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3]基于冷战后国际政治新格局下的战略对策需要，以文化为资源的软力量逐渐生长出其特有的逻辑脉络。约瑟夫·奈也正是基于进一步确保和牢固美国的霸权地位，寄希望于美国对于当今世界的“注定领导”，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软实力”的资源基础和政策体系。在与20世纪80年代主流观点之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为代表的美国“衰落论”辩论过程中，奈表示美国的本质和构成正随着时代发展的要求发生着变化，但绝非人们所说的力量逐渐衰落。基于此，他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Power）概念[4]。顾名思义，与“软实力”（SoftPower，Power可译为“力量”、“权力”等）相对应的即为“硬实力”（HardPower）。冷战后国际政治新格局下的新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权力性质的变化”，区别于原先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它们的政治影响力大于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这主要因为它们在考虑国家利益时涵盖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目标。[5]同时，奈将“软实力”定义为“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利益来达到目标的能力”或“让他人想要你希望他要的东西的能力”；认为“如果只是同化他人的需要，而不对客体的性质加以区分，可能由于满足共同需要的事物具有稀缺性，反倒会强化主客体间的竞争，因为并不符合主体的利益”。[6]

然而，在奈对“软实力”的阐述中，不难发现“文化”与“软实力”并非划等号的关系，文化对于软实力而言，只是作为一国吸引力的资源基础之一，软实力还包括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实际上，“软实力”原本属于西方的概念，而在中国呈现的“文化力”、“文化软实力”等则多具有一定的中国色彩；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形成，不仅包含着奈的解释，也包括中国色彩的解释，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化”概念。当然，需要承认的是，国内学者对文化软实力的关注和拓展性研究的确基于奈的“软实力”概念开始的。学者们对于文化软实力的理解包括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文化”就是“软实力”；王沪宁教授在《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一文中开篇便强调道“把文化看做一种软权力，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崭新概念”[7]。继而不少研究中出现了“文化这种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文化”等表述形式。二是认为深受奈的影响，将政治价值观、文化竞争力、外交政策等简单地视为文化软实力的模式。然而，我们在看到当代中国学界沿此路向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的是，当下不少的研究，颇有陷入简单“跟着说”——简单而又紧跟约瑟夫·奈“软实力”之说——的迷局。[8]三是认为文化软实力实际上是“以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一种软实力”[9]。笔者也较为认同这一解释，国家倡导文化软实力的目的是在于以文化资源所特有的柔性力量化之，继而产生一种内聚力、吸引力；而非约瑟夫·奈所提倡的用现实主义强行推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式。

需要考虑的是，中国政策科学如果没有足够丰富的本土研究和源于本国政策经验的不断的知识积累，就不可能摆脱其发展的理论困境。[10]事实上，国内学者们从理论角度系统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时间尚短，但该领域作为一种文化历史却已存留许久，为本土化文化软实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在当前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和学界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文化在当今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中的关键作用；也关注到文化软实力理念对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意义。十七大将“文化软实力”确定为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的重要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认真总结和把握国家文化改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凝练为趋于理论化、系统化的理论政策。特别是，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里，中央要求从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文化传播、文化魅力以及国际话语权的角度，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强国。另一方面，国家文化软实力理念的研究基础源远流长，表现出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文化认同感。然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融、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11]诚如，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前提亦是亟待对文化软实力的本土资源的深入挖掘，以加快形成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共识”和“中国模式”。

（二）现实前提：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政策现象产生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政策实践的具体演化过程来看，不论政策的产生还是政策的实践，都必须遵循着以社会问题为前提的逻辑脉络。因此，文化软实力在进一步上升到政策层面时，势必首先探寻构建文化软实力的逻辑起点，即厘清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应对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在面对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等现实境遇与实践考量带来的挑战。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对中华文化本体地位的冲击。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为中外文化的交融带来了诸多的优势平台，也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优秀文化值得借鉴和学习。正如美国文化学家贝尔所说：“今天从地理上讲，世界的界限已经打破了。不仅在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这些传统框架之外的艺术范围，就是这些框架之内的艺术范围也几乎是无边无际的。事态的发展不仅仅限于艺术市场的国际化，也不仅仅导致了跨国戏剧。更有甚者，文化自身的范围也大大地混淆了。”[12]因此，全球化所造成了的文化碰撞也在所难免，尤其是西方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根基的威胁，致使中国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上极易迷失方向。还有学者指出，传统的文化和文化的传统都被现代性这股洪流挟带着融入到全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之中，在完成文化范式转换的同时，传统的文化和文化的传统都不可避免地被侵蚀、消解乃至衰亡。[13]与此同时也容易出现对本民族文化思想的自我矮化，甚至出现严重的崇洋媚外。事实上，我国虽然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已经向社会证明实力；但文化自立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被彻底解决。而归根结底来讲，文化自立的缺失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不自信，以及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和保护力度。

其次，外国文化渗透及其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攻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势不可挡的“中国崛起”，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和对于人权不重视的问题，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纷纷推出“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等。亨廷顿在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作出如此断言：“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14]对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冲突形成的基本渊源集中在文明层次的差异，西方文明的天敌极有可能是以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为典型形成的“文明的冲突”。与此同时，当前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参与攻击与渗透意识形态势力、辐射面、反面宣传等方面发起了许许多多的挑战和攻击。而众所周知，尤其自美国经融危机以来，该国抛出的“中国责任论”等言论无疑在于转移国际视线、逃避应有的责任。现如今，中国通过软实力实现“全球和谐”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与西方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政策表现。

最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融合力与现实竞争力不足。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资源、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直接影响或构成民族凝聚力、精神面貌、思维能力、认识水平、国际影响力等的文化因素。[15]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特色优势，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同时多式多样的自然人文、宗教、名人、文化等文化资源丰富，分布广泛。这一系列的优势资源在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和提升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条件。然而，在实践中却不难发现这些优秀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开发、运用和保护，在内在机理中也无法寻找到实际的产业优势予以支撑文化资源向现实文化软实力的科学转化。事实上，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往往是一种润物无声、潜移默化、陶冶养成、久久为功的过程。[16]探其根源，一国的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实际上是由内而外释放、由外而内凝炼的过程，既取决于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本身所属特性，还取决于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原创力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和影响效果，对于两方面的实际情况则均应得到有效地重视和灵活地展现。

二、内涵：建构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自觉的有机统一

众所周知，约瑟夫·奈对于软实力的建构，是立足于美国发展的角度。同时，基于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中国的理论生长点与实践瓶颈，奈的“软实力”从逻辑起点、理论着力点以及价值愿景的构架等诸多方面已表现出其不适应性。在经过了“直接移植—间接嫁接—隐形影响”三个阶段的软实力理论中国移植过程，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也逐渐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内涵。[17]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概念和范畴上进一步得到了深化；也形成了中国化的“软实力”概念——“文化软实力”。具体而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长期秉承“和谐”的理念，以文化自信的态度对待文化本身，以文化自觉地视角审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以文化自强的思路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

（一）推动文化表现形式的自信

文化作为建构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资源，在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国际形象及制度发展模式等文化软实力其他资源的构成要素。虽然说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性质是由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所决定，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时代性色彩；但是归根到底而言，该国家文化特有的民族性所呈现的个性与独特，使之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恰如学者林尚立所言，“支撑社会核心价值的不仅有价值本身的合法性与真理性，还有其背后的文化力量”。[18]而事实上，“文化自信”即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作为建构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资源，在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国际形象及制度发展模式等文化软实力其他资源的构成要素。虽然说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性质是由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所决定，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时代性色彩；但是归根到底而言，该国家文化特有的民族性所呈现的个性与独特，使之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然而，广大人民群众本身并不都是理论研究者，在走向文化强国的道路上，并不是人人都会能够意识到并彻底做到文化自信。因此，在当前综合国力竞争激烈、多元思想文化激荡的新形势下，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之处在于，必须以核心价值建设工作位依托，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促进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以内塑的文化品质与对外的文化品牌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形成内心支撑的文化自信。

（二）推动文化受众认同的自觉

中华民族已经历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为我们创造出诸多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足以使我们能够在激荡的世界文化潮流中站稳脚跟；在已有的源远流长文化体系基础上，中华民族也定能够再创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维系和稳固多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责任即在于对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认同。各个民族基于人民群众共同建构的和谐环境，对由五千年前传承至今的优秀文化传统及其特质都有着恰当而理性的认识，是各民族之间对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重要战略支撑。同样，文化的存在通常以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方式展现，但是其中必然需要一种主流文化以占据主导地位以发挥支配作用。在推行我国的文化建设过程中，已经确立的核心价值观坚持弘扬主流旋律与提倡多样文化相统一，致力于实现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全球化趋势的逐渐加剧，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与文化交锋不可避免，如何在凝聚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彰显“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观，成为当前影响我国在民族文化交往进程中的难题。事实上，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形成，不仅仅能够加快形成中国自身的文化优势，而且能够促使国家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因此，处于深化改革深水区的中国，唤醒文化自觉、建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以下两个基本维度着手：对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自觉、对全球化文化影响力的自觉。

（三）推动文化生产方式的自强

文化作为建构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资源，在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国际形象及制度发展模式等资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性质亦是由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所决定，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时代性色彩；但是归根到底而言，该国家文化特有的民族性所呈现的个性与独特，使之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由于文化对于一国的不可或缺，所以，“中国不仅要经济自强，更要文化自强”。实际而言，文化自强的实现不仅需要考虑文化生产方式的原创力；也要关注到文化安全的现实威胁。文化原创力是一种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对现实的理解能力。文化产业在生产和创作时更加具有原创力的文化辨识力和文化感召力，由此而创造出的文化艺术作品和工业技术产品就必然地会爆发出文化原创力的冲击力与凝聚力，会形成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而持久的推动作用。另外，文化安全是在面对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基于外来文化冲击与侵蚀必须面对的一种文化状态；它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军事安全构成了国家安全体系，且极有可能占据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继而对国家整体安全的维护产生更加深层次、长效性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实质上是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与弘扬，即对时代性、大众化、独创性等特质的内在尊重；同时也是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外在保障。

三、体系：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是可以量化的系统工程

政策执行环节是政策系统中关键的一环，也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唯一路径。关系到政策成功与否，政策执行是指执行者通过建立某种组织，运用各种资源，采取解释、宣传等手段，使政策由观念形态转变为现实形态的过程，具有动态性、组织性、灵活性的特点。有学者指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而形成的思想、道德、制度和政策的力量”。[19]而作为一项政策，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工程也有其特定的政策体系，即结合中国文化资源的本土化和现代化基础，由建构主体、政策媒介和实质内容所构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主体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时刻紧密地更新着对文化软实力的理论高度和政治解读。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对文化的阐释是党认识和发展其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想道理上经历了确立目标、拟定框架、认识飞跃三个阶段。在不断摸索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与逻辑脉络的过程中，也不断摸索着我国文化软实力所追求的前进方向。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下，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要战略目标优先发展、重点建设的地位，与国家硬实力发展相互协调、整合，实现了二者良性互动的实际效果。在国家硬实力的建构层面对文化软实力的打造和提升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在文化软实力建构层面则对国家硬实力提供坚实的认同力量。

过往的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主要是国家和政府的事情，如今文化软实力在日益多元化的进程中通过对碎片化形象的整合而实现的。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等已经成为国家形象塑造和对外传播的主体，每一个行为体在构建和提升文化软实力中开始承担着与自身相符的责任，“凡我在处，便是中国”的理念对于不同层级的行为体都是适用的。所以，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既要让国家、政府和各级组织成为传播中国声音的主体，也要“让十三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体系层面与个体层面是相衔接和融合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同时，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因此，文化研究工作者应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神圣职责，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立场，把学术探索和研究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媒介

文化是灵魂，那么媒介就是传播和表现“灵魂”的重要载体。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思想、观念、原则等价值理念，它的载体是文化产品、文化交流活动、文化教育和信息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媒介是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载体，具有覆盖广、时效快、影响大等特点。事实上，任何文化精神的传播都必须有相应的媒介形式作为其赖以存在的载体；因而文化软实力的传播也需要借助某种特定的媒介形式，才能有效地实现特定的文化理念向文化软实力的转变。因此，建立健全具有名族品牌、快捷传输、覆盖广泛的国内外传播体系，增强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实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才能更有效率地建构并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一个国家的媒体在国际传播秩序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国际影响力的效果。特别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尤其是诸如出版、音乐、电影等形式的媒体产业，通过该产业链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合理利用并有效整合各类媒介资源，以逐步增强我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文化影响力。

（三）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实质内容

事实上，针对各类社会问题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在历经的制定、修改、调整、评估的任一过程中，都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其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和约束功能，确保更加关注各类社会公共政策在实践中施行时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与提升之所以成为社会公共政策并得以迅速推广，也不例外。在我国，建构与提升实力的必经之路即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价值需求，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对文化实践过程中的传统性和现代性进行全面认识和积极扬弃，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互动和双向转化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20]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提升的关键在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同理，文化软实力的强化实质上即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本身源自于社会生产发展过程，在总结凝练的基础上渗透到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与产业发展中，引导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规范文化领域的表现形式，从而引导和规范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及其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在认同与充分自觉。

总之，文化软实力理论一直就是决策部门与学术界互动的智慧结晶。文化软实力虽然是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衍生出来的一种柔性力量，但又与奈的“软实力”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文化本土资源要转化为文化软实力，还需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进一步吸引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主动接受。我们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在实践探索中实现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绝对优势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1]叶小文：《让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光明日报》，2014年4月17日，第1版。

[2]骆郁廷：《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第79页。

[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4]1990年，约瑟夫·奈在《政治学季刊》（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和《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例如《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软权力》（SoftPower）；并出版《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BoundtoLead:TheChangingNatureofAmericanPower）。2004年出版《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Power：Themeanstosuccessinworldpolitics）对“软实力”概念作了补充。

[5][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6]韩勃、江庆勇：《软实力：中国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7]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91页。

[8]沈壮海：《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中国境遇与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4期，第121页。

[9]胡键：《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国的视角》，《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6页。

[10]杨庆菊：《政策科学的理论困境与本土化》，《理论学刊》，2008年第1期，第80页。

[11]费孝通：《从反省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12][美]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49-150页。

[13]方立峰、任弢：《公共政策导向与文化存亡》，《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10页。

[14][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15]郝立新：《文化软实力的特点与提升路径》，《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9日。

[16]衣俊卿《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实践方略》，《求是》，2012年第14期，第51页。

[17]刘佳：《中国视角下软实力理论的重构——基于对软实力理论西方话语权的反思》，《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33页。

[18]林尚立：《核心价值成长需要文化自信》，《光明日报》，2014年4月18日。

[19]李希光：《软实力与中国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20]郝立新：《文化实践初探》，《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20页。